胥志义:民主与领导的悖论(四)中国是一个充斥“领导”的国家。

作者: 分类: 品牌中国 发布于:2020-01-02 433次浏览 85条评论

四,中国是一个充斥“领导”的国家。
我们有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,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”,有“党领导人民实行民族复兴,国家富强”,有“加强党的领导,改善党的领导”,更具体一点,有“领导精神”,“领导视察”,“领导讲话”,等等。这些出现频率很高的话语,说明中国是一个充斥“领导”的国家。为什幺中国有这幺多的“领导”?
首先,党是领导党而不是执政党,领导与执政,差别区大。领导是用他的思想,方法,决策,并通过权力强制指挥社会,改造社会。执政则不同,它首先承认社会自我发展,政府执政只是解决社会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,并不强制领导社会。领导党往往把党对理想社会的设想(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)转变为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意志,并通过强制力推行这种意志,而妨碍社会的自然发展。所以在中国,有“举什幺旗,走什幺路”的争执。怎幺样来引领改造社会,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。美国则没有这种争执。他们是在走私有经济(资本主义)的路,但他们的这个路不是政府规定叫走的,而是社会本身自然发展形成的,他们的政府也没有规定不准走公有制的路,美国不是也有人尝试搞“共产主义”式的公有制吗?没有人去制止。他们对如何执政也有争执,比如社会福利的高与低,却没有人想去指挥社会,领导社会。他们的宪政,民主,自由,不是一种“模式”或“道路”,而是保护社会自我发展的制度。社会走什幺路,政府不决定,而由社会自由的去走。所以,当党成为领导党时,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强制力的推行,必然使社会不能自我发展而置于党的意志领导之下,并按照党的意志发展。贯彻党的意志的官员也就成了领导。
其次,公有制经济,计划经济,或管制无处不在的经济,是一种有领导的经济。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是这一领导性经济的主要特色。所谓“发展是硬道理”,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,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领导,在领导班子”等,这些理论和话语,都建立在经济发展主体是政府的前提之下。过去政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粮食产量多少多少,钢铁产量多少多少,现在则是GDP多少多少。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,为了实现经济目标,就会通过权力调动资源,指挥人民,由此必然侵害个人的经济权利和经济发展权利,而使人民成为被领导者。经济则失去自我或自由发展的特征而由政府来领导。在私有与自由的经济中,也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,如凯恩斯主义,但只限于修补市场经济的缺陷,并不谋求对经济活动的领导与指挥。所以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手段只限于宏观的货币与财政政策,微观经济活动仍是自由和自发的。中国经济发展则是以行政命令指挥微观经济活动为主导,经济活动当然也就产生大量领导。
再次,政府对社会的管制,导致对社会组织的领导,比如工青妇组织,慈善组织,以及一些民间社团,文化团体等,为了对其实行控制,政府压制社会组织的自由组建,即便是真正民间组建的团体,也要有主管上级,即必须要有领导。这种管制有多重目的。一是政府领导社会的需要。社会组织是社会均衡机制的体现。比如工会组织是对抗资本权力的,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对抗生产者的。社会组织的发达说明社会均衡机制的健全。当政府成为整个社会所有活动的领导者时,社会组织对抗的是政府,为了保证政府对社会的绝对领导,必然谋求对社会组织的控制。二是维护政权的需要。专制政权的维护以前主要依靠武力和政治控制。现代专制政权的维护,则增加了控制经济,控制思想,控制社会的手段。政府领导经济或可说是为了经济更快发展(能不能带来经济更快发展另论),但其中何尝不包含有统治者维护专制政权的用意?更不用提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了,明显是维护专制政权的手段。而控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领导。
所以,我们生活在一个领导无所不在的国家中,而且逃无可逃。在私有经济和强社会的国家中,我们可以通过择业,迁徙,建立社团,抗议罢工等方式来对抗某种领导(比如资本的领导)。但在权力大一统的国家中,我们没有选择自由,我们只能接受领导。
胥志义:民主与领导的悖论(四)中国是一个充斥“领导”的国家

我们有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,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”,有“党领导人民实行民族复兴,国家富强”,有“加强党的领导,改善党的领导”,更具体一点,有“领导精神”,“领导视察”,“领导讲话”,等等。这些出现频率很高的话语,说明中国是一个充斥“领导”的国家。为什幺中国有这幺多的“领导”?

首先,党是领导党而不是执政党,领导与执政,差别区大。领导是用他的思想,方法,决策,并通过权力强制指挥社会,改造社会。执政则不同,它首先承认社会自我发展,政府执政只是解决社会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,并不强制领导社会。领导党往往把党对理想社会的设想(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)转变为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意志,并通过强制力推行这种意志,而妨碍社会的自然发展。所以在中国,有“举什幺旗,走什幺路”的争执。怎幺样来引领改造社会,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。美国则没有这种争执。他们是在走私有经济(资本主义)的路,但他们的这个路不是政府规定叫走的,而是社会本身自然发展形成的,他们的政府也没有规定不准走公有制的路,美国不是也有人尝试搞“共产主义”式的公有制吗?没有人去制止。他们对如何执政也有争执,比如社会福利的高与低,却没有人想去指挥社会,领导社会。他们的宪政,民主,自由,不是一种“模式”或“道路”,而是保护社会自我发展的制度。社会走什幺路,政府不决定,而由社会自由的去走。所以,当党成为领导党时,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强制力的推行,必然使社会不能自我发展而置于党的意志领导之下,并按照党的意志发展。贯彻党的意志的官员也就成了领导。

其次,公有制经济,计划经济,或管制无处不在的经济,是一种有领导的经济。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是这一领导性经济的主要特色。所谓“发展是硬道理”,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,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领导,在领导班子”等,这些理论和话语,都建立在经济发展主体是政府的前提之下。过去政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粮食产量多少多少,钢铁产量多少多少,现在则是GDP多少多少。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,为了实现经济目标,就会通过权力调动资源,指挥人民,由此必然侵害个人的经济权利和经济发展权利,而使人民成为被领导者。经济则失去自我或自由发展的特征而由政府来领导。在私有与自由的经济中,也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,如凯恩斯主义,但只限于修补市场经济的缺陷,并不谋求对经济活动的领导与指挥。所以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手段只限于宏观的货币与财政政策,微观经济活动仍是自由和自发的。中国经济发展则是以行政命令指挥微观经济活动为主导,经济活动当然也就产生大量领导。

再次,政府对社会的管制,导致对社会组织的领导,比如工青妇组织,慈善组织,以及一些民间社团,文化团体等,为了对其实行控制,政府压制社会组织的自由组建,即便是真正民间组建的团体,也要有主管上级,即必须要有领导。这种管制有多重目的。一是政府领导社会的需要。社会组织是社会均衡机制的体现。比如工会组织是对抗资本权力的,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对抗生产者的。社会组织的发达说明社会均衡机制的健全。当政府成为整个社会所有活动的领导者时,社会组织对抗的是政府,为了保证政府对社会的绝对领导,必然谋求对社会组织的控制。二是维护政权的需要。专制政权的维护以前主要依靠武力和政治控制。现代专制政权的维护,则增加了控制经济,控制思想,控制社会的手段。政府领导经济或可说是为了经济更快发展(能不能带来经济更快发展另论),但其中何尝不包含有统治者维护专制政权的用意?更不用提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了,明显是维护专制政权的手段。而控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领导。

所以,我们生活在一个领导无所不在的国家中,而且逃无可逃。在私有经济和强社会的国家中,我们可以通过择业,迁徙,建立社团,抗议罢工等方式来对抗某种领导(比如资本的领导)。但在权力大一统的国家中,我们没有选择自由,我们只能接受领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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